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对于文化的评价的一段(对余秋雨文化苦旅的评价)

无论是余秋雨还是《文化苦旅》都是很难一两句说清的事。

朱大可曾把《文化苦旅》称作“文化口红”“文化避孕套”，意味规避着道德“病毒”的点缀生活的文化消费品；易中天则称之为“文化口香糖”，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吹个大泡泡。二者都揭示了这本畅销名著的本质：面向市场的、以取悦大众为导向的精致的文化商品，而非严肃的、作者意志的纯文学。

《文化苦旅》创造了一种“文化大散文“的体裁形式，用“文化“做皮，包裹着经过筛选和加工的历史，以符合大众的现代心理结构和语言方式进行讲述和抒情。这种写法降低了普通读者的阅读难度，又因恰到好处地稍微高于普通读者的知识水平，充分占据了“好吃又有营养”的性价比，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让余秋雨一举成为畅销作家和文化名人。对于余秋雨的创作才华和创新才能，即便是持有批评的朱大可和易中天也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可以说“文化大散文”不仅带动了一股新的写作潮流，也影响了许多代青少年的文学启蒙。而且，就像易中天所说，余秋雨是“学者作家化”的先行者，无论如何在学术和大众之间建起桥梁都是有益的。

但问题在于，文化这张皮的下面究竟是怎样一段旅程？余秋雨以“苦”来定义，赋予了这旅程直观上的深刻性和抒情性。只是，这种“苦”其实是故作姿态，行程所至皆是地标式的文化景观，字里行间既看不出跋涉的艰辛，也寻不见人间的疾苦。所谓“苦”不过是文人的怀古幽怨、旧时士大夫的家国之思。在这里，余秋雨通过对历史的故事化、传奇化，甚至悲剧的浪漫化，将现实复杂、残酷的一面剥离掉，只留下表面、直观、利于煽情的部分。于是，所谓“文化大散文”传递的只是残缺、空乏、虚伪的历史和简单道德判断的历史观。而在这种历史叙述和情感煽动中，犬儒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被包装成合理的意识取向，堂而皇之地进行渲染和提倡。至于煽情和抒情的区别，想必就不用赘述了，大部分人都会喜欢“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但没几个人会喜欢倪萍采访军嫂吧。

《文化苦旅》相对而言还算是余秋雨用心和谨慎的一部作品，其后复制模式生产出来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把以上种种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

文如其人，文章里所隐藏的种种，其实也就是余秋雨在为人上伪装起来的部分。回避文革时的行为、自恋自大、拒绝批评、诈捐、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等等都不难从文字里找到心理依据。

吴拯在《问教余秋雨》一书中概括余秋雨是一个非常善于表演的人，如同一个演员。演员的意义就在于取悦观众，所以余秋雨的成功得益于媚俗，是文化向大众趣味和资本市场妥协与合作的产物。

余秋雨是一个才子，但是“小”才子；是一个文人，但是“伪”文人。

关于余秋雨，推荐阅读朱大可的《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和易中天《你好，伟哥》中的《余秋雨》。

初读《文化苦旅》觉得唇齿留香，读了两三遍后总觉得他的文章太过工斧痕迹。个人觉得好的散文是寄情于景或者移情于物，而不是以绝大部分的抒情来写景或写物。就像朱自清的散文，在文段上没有太大起伏，但是其内在情感却是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给人可以领悟、推敲的空间。余秋雨于文，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写作匠人，但是我觉得他应该算不上一个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