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影响(古诗十九首对后世诗人的影响)

五言诗的起源。

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和其他诗歌形式一样地起源于民间。《诗经》中虽有不少五言的句子，但不能算五言诗。真正的五言诗出现在稍后的民间歌谣中，例如楚国的《孺子歌》、汉成帝时童谣“邪径败良田”和《尹赏歌》等，前一首带有语助词。

汉武帝立乐府，采集民歌入乐。其中五言形式的乐府歌词渐为文人所熟习。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试行模仿，于是有了文人的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诗虽然很不成熟，却是最早完全用五言形式写成的作品。从此以后，作者渐多，到东汉末年，文人的五言诗大量出现，而且在艺术技巧上极为成功。

文人的五言诗是东汉才有的。现今流传的西汉文人的五言诗如苏武、李陵的作品都是后人依托的，根本不可信。《玉合新詠》把《文选》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等八首及另一首古诗“兰若生春阳”题为枚乘所作，更是设有根据魡。所以“成帝品录”的“三百余篇”中，沒有文人的五言诗。

钟嵘说：“五言居文词之要，四言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从语言角度看，五言句所包含的词比四言句更丰富，伸缩性也较大，所以在表达上确实更灵活，更方便些。这是五言形式为作家所乐用的主要原因，也是五言诗为什么发达的原因。

现存有主名文人五言诗数量很少，但大体可以看出文人五言诗的形成、发展过程。班固的《咏史》“质木无文”，缺乏形象性。张衡《同声歌》颇有艳语，而感情真挚，词采绮丽。秦嘉《赠妇》则造语纯朴，情词感人。蔡邕《翠鸟》、郦炎《見志诗》、赵壹《疾邪诗》、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饶》等，表现了文人如何向乐府民歌学习而技巧日益成熟。其中《羽林郎》的思想和艺术成就都很突出，是相当成熟的文人五言诗。数量不少的无名氏“古诗”，其中一部分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髙艺术成就。

《古诗十九首》大约是东汉未年的作品。它旣非西汉人所作，也非“建安中曹（植）、王（粲）所制”。这些作品大都是中下层文人在乐府民歌流行的时代制作的。《古诗十九首》以外少数标题“古诗”的作品，其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与十九首一致，当是同时人所作。

“古诗”的思想内容：（一）反映士人仕途失意的形形色色思想。有的怨游官无成，怀才不遇，如《西北有高楼》、《桔柚垂华实》，这些诗反映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的一个侧面，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有的反映士人在宦途钻营，企图先据要津以及得意后弃朋友如敝屣的情况，如《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还有一些作品充满着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如巜驱车上东门》等，这是处于危机四伏、朝不保夕时代的剝削阶级沒落思想的反映。（二）写相思离别的，如《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等，情致缠绵，这和东汉未年士人的游宦生涯以及社会的动乱有关。（三）其他：爱情诗和反映人情世态的诗，如《迢迢牵牛星》、《采葵莫伤根》等。

“古诗”的艺术特色。词近意远，语短情长。平淡中见深情“不必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耐人回味。“古诗”学习了乐府民歌的艺术表现手法，保有民歌自然素朴的优点。“古诗”又吸取了《诗经》、《楚辞》的艺术营养，使诗歌艺术获得丰富和提高。既学习民歌，又能独辟蹊径，富于创造性；既精于语言的锤炼，又能返于自然，保有质朴的特点，这就是“古诗”高度的艺术成就。这些成就就是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表现。

“苏李诗”绝非苏武、李陵所作，其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与“古诗”相类，当和“古诗”同时或稍晩。它可能是众多“古诗”的一部分而被讹传为苏、李之作。“苏李诗”有的抒发游宦无成的感慨，而大部分则述游子之思、亲朋离别之情。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的描写到游子遭受的饥寒及社会动乱和残破的景象.

“古诗”是一批成熟的文人五言诗，它对建安、魏晋南北朝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有显著影响。“古诗”中的相思别离之作对后世影响尤大。

来自民间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如陕北民歌的精华所在是那些酸曲。它们最真实，最亲切，最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