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吗

　　《儒林外史》产生于中国18世纪的康乾盛世，与此同时，在法国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影响下，德国也正在兴起一场反对17世纪古典主义的“狂飙突进”运动。《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生于科举世家，用“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来形容，虽有夸张，但与实际相差不多。吴敬梓由于屡试不第，对科举制度的公正性产生怀疑，进而对以八股科举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科举道路山混迹多年，让他耳闻目睹了文人士子被这种官方文化制度摧残和异化的精神悲剧和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谬现象。

　　吴敬梓在摆脱了科举制度的精神异化之后，站在个性解放的高度，对于整个封建礼教文化的罪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且以启蒙者的姿态，积极寻找拯救社会人心的道路。小说以“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为总纲，描写了近百年来四代文人的儒林众生相，但所涉及的人物并不局限于此，而是上及达官显要，下至市井奇人，展现了生活在中国封建宗法文化氛围中文化人的悲剧命运。

　　小说的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塑造了一个远离科场和功名的先儒王冕形象，生于元末明初的王冕，曾经拒绝了明太祖的征召，独善其身，走上隐逸的道路。但在他之后的儒林士子们，却纷纷进入八股科举的网罗，成为悲惨的牺牲品。第一代文人周进好范进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的典型，他们一生追求仕途，历尽艰辛，虽然功成名就，但却早已成为身心疲惫，灵魂麻木的腐儒。而严监生和严贡生是靠科举发家的乡绅，他们虽然满口仁义道德，但却视财如命，惟利是图，在金钱的奴役下早已丧失礼义廉耻。这表明科举制度通过培养大批官绅文士，已经将其毒害渗透到了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女性的深闺之中。“八股才女”鲁小姐随受的影响，并不亚于当时的儒林士子们，而王玉辉劝女殉夫，更是触目惊心的揭示了“礼教杀人”的残酷事实。匡超人作为一个贯穿全书的人物，由一个自食其力的纯朴青年，逐渐的堕落为奸邪无耻的衣冠禽兽，足以说明，科举对人的精神道德腐蚀的力量之大，而牛浦郎比之匡超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科举的道路虽然向文人们敞开，但未必谁都可以由此功名显达，科场失意者比比皆是，但他们不甘寂寞，整日附庸风雅，高谈阔论，以鄙薄科举的名士自居，其实大多是欺世盗名，沽名钓誉之徒，不过以此顾影自怜而已。杜慎卿作为小说中名士的代表，瑞然外表风流儒雅，其实比别人更加的虚伪和做作，时时不忘手中存钱，以备去科场使唤。

　　面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封建末世，以杜少卿、沈琼枝、庄绍光、虞育德、迟衡山为代表的真儒明贤，并没有像先儒王冕一样隐退山林，而是积极的寻找济世救危的道路。杜少卿具有魏晋名士的狂狷精神，尊重婚姻和妇女地位的思想，深受近代个性启蒙思潮的影响。作为作者自身的写照，他同时也接受了“颜李学派”具有社会改革意义的启蒙理想，以“礼乐兵农”来挽救世道人心的沉沦。小说描写的中心事件是群贤祭祀泰伯祠，以恢复儒家的礼乐文化来教化人心，萧云仙在边关兴修水利，屯田种树，开办学堂等措施，都体现了作者具有进步意义的启蒙理想。但他同时也看到，这些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的可能性很渺茫。

　　小说的悲剧意义不仅体现在文人士子的精神堕落和世道人心的沉沦，更体现在启蒙思想的无法实现。而作者最后并没有以“贤人君子，风流云散”作为结尾，而是笔锋一转，描写了社会底层的市井奇人，来与卷首的归隐先儒相照应，将希望寄托在这些不被名教束缚，追求自由生活的民间艺术家身上。

《儒林外史》是清代作品，作者是吴敬梓。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辛辣的笔触对社会现状和儒士命运进行批判揭露的讽刺小说。小说形象地刻画了在科举制度下，知识阶层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腐朽糜烂的现状。它透过人生百态揭示了士人功名利禄的观念、官僚制度、人伦关系和整个社会风气。

作者已清代为文化载体，讽刺了清代士大夫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