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以什么闻名(徐志摩诗歌的创作特色)

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一位很有声望的诗人，徐志摩追求爱、自由和美，是一个带着一身浪漫情趣的诗人。他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对社会、政治、人生、理想的态度。

他的诗歌共有四本，即《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若要评价他的诗歌，我会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内容庞杂，思想矛盾；

2、瑕瑜互见，面貌各异。

01 内容旁杂，思想矛盾

徐志摩先后留学过美国和英国，西方社会繁华的物质生活，上流阶层富有闲散的生活景况，英国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都给年轻的徐志摩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理想的狂热触发了他创作的欲望，他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

以后，他在《诗刊弁言》中阐述对诗的认识时说：

“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像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

也许正是抱着这种希求，同时受国内“五四”爱国运动浪潮的激荡，他满怀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挥一挥衣袖”，悄悄地告别使他深深眷恋的康桥，欣然登程返回祖国。

徐志摩的思想核心，究竟是什么呢？他曾宣称：

“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德语音译词，民主的意思）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

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徐志摩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们的性灵。他的理想是个人的性灵得到最大自由的发展，对爱、自由的追求和美的享受都包括在内。

“五四”之后的中国，一方面是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流派的文学社团大量产生，一方面是广大人民仍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景况十分悲惨。严酷的现实与诗人那玫瑰色的理想世界形成了尖锐的对峙，他失望、忧愤、痛心疾首。

《先生！先生！》、《谁知道》、《灰色的人生》、《叫化活该》等一些作品就深切地记录了诗人这时的思想轨迹。他清楚地看到：

“可怜我快饿死了。发财的爷！/大门内有欢笑，有红炉，有玉杯；/可怜我快冻死了，有福的爷!/大门外西北风笑说：“叫化活该！”

面对惨淡的底层民众，目睹人民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他的精神感到十分压抑、愤懑。他要呐喊，要开放他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要鼓励读者“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灵魂的呻吟”。

由于理想的狂热、爱的深沉，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别强烈。这使得徐志摩在直面人生，用“半干的墨水”移情寄慨时，总是同情多于批判，伤感多于愤怒，忧叹多于呐喊，颓唐多于昂奋，诗稿多呈“残破的花样”。

在他眼里，“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绝望、残毁、荒唐、沉沦、惆怅、凄冷、徘徊、破碎这些字眼大量出现于他的笔下。

他伤心“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他诅咒“谁敢说人生有自由，星光在天外冷眼瞅，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沤”；他忽而高呼，要用“自剖的一把钢刀”，“劈去生活的余渣，为要生命的精华”，忽而又流露出厌世遁世的情绪，宣扬“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都将“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散见于徐志摩诗集里的这些“残破的花样”，反映了诗人头脑中的矛盾，思想上的混乱。对处在重压下的祖国和民众，他怀有怜悯心。《庐山石工歌》附录中就有这样的记叙：

“那时我住在小天池，正对着鄱阳湖，每天早上太阳不曾驱净雾气，天地还只暗沉沉的时候，石工们已经开始工作，浩唉的声音从邻近的山上度过来，听了别有一种悲凉的情调。……尤其是在浓雾凄迷的早晚，这悠扬的音调在山谷里震荡着，格外使人感动，那时痛苦人间的呼吁，……那浩唉的声调至今还在我灵府里动荡，我只盼望将来有音乐家能利用那样天然的音籁谱出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

托马斯·卡莱尔

徐志摩热爱弥尔顿、拜伦、尼采、甘地、罗兰、托尔斯泰和哈代。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永恒的是”（英文为：Everlasting Yes！“永恒的是”的思想是卡莱尔在《旧衣新裁》一书中提出来的。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衣裳哲学”，这种哲学认为，整个世界和全部历史表现为种种外部的衣着、标志，其后掩盖着神的永恒本质。《旧衣新裁》的“永恒的是”一章表达了成为诗人极端的个人主义表现的饶有兴味的思想。）的哲学观点特别为徐志摩所推崇。他说：

“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因此我在那篇《落叶》的末尾，我还有勇气来对付人生的挑战，郑重的宣告一个态度，高声的喊一声：Everlasting Yes！”

徐志摩的“宣告”，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永恒的是”与这位英国哲学家描写的“黑暗的沙漠”无大差别，这句名言成了徐志摩的灵魂屏障，他的进攻武器。

凡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徐志摩在不少作品里都渗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被压迫者呼号，为寻求自由、爱、美而歌唱的内容。

尽管他信奉的哲学观点是错误的，出发点也多半源自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立场，但他的这部分诗歌对帮助后人认识、了解当时的社会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不应忽视。

当然，徐志摩还算不上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他并未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洞察到社会痼疾的病根。他虽然有感于军阀混战，人民涂炭的残酷现实，却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无怪乎他的诗常常发出无病呻吟、人生无常、世事无望的悲鸣，消极、颓唐、绝望的情绪时有所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

《西窗》一诗，甚至明显地影射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联，攻击创造社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这样的诗虽然在徐志摩笔下为数寥寥，却也多少说明了他思想上的局限、立场上的动摇。

当然，徐志摩不少诗的思想性还是值得肯定的。譬如《俘虏颂》的：

“干什么来了？/这“大无畏”的精神？/算是好男子不怕死？——为一个人的荒唐,/为几元钱的奖赏，/闯进了魔鬼的圈子，/供献了身体，/在鸟龙山下变粪？”

诗中嘲笑、讽刺那没有头脑、糊里糊涂替主子卖命送死的俘虏，锋芒实指向那些不顾人民死活，一味用士兵的躯体和生命去争夺自己的地盘，谋取私利的各地军阀，反战的立意显而易见。

《大帅》一诗，更是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军阀的凶残暴虐：

“大帅有命令：以后打死了的尸体再不用往回挪(叫人看了挫气)，就在前边儿挖一个大坑，拿瘪了的兄弟往里掷，掷满了给平上土，给他一个大糊涂，也不用作记认，管他是姓贾还是姓曾！也好，省得他们家里人见了伤心：娘抱着个烂了的头，弟弟提溜着一只手，新娶的媳妇到手个脓包的腰身！“

剪取这样一幅凄惨可怖的画面，诗人表露出的是对不断挑起战祸，陷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官僚、军阀的憎恶，对违反人道主义的暴行的愤恨。

除去这些政治诗，徐志摩还有一些被公认为最能代表他创作风格的抒情短章，如《沙扬娜拉》、《车眺》、《再别康桥》。这部分诗歌的共同特点是：文字清雅秀丽，意境幽谧恬淡，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和情调。

比如那首《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寥寥四句，使人恍若身临其境。用“水莲花”比附素以贤惠闻名于世的日本女子，美丽动人，形神贴切；用“不胜凉风”来描绘告别之际躬身还礼的日本女郎，更增添了这形象的温柔和娇羞之态。

那一声声轻柔甜润的“珍重”，悱侧动人地蕴藉着友人们因愉快的相会，而带来的依依惜别之情。小诗没有正面塑造人物形象，没有具体叙述活动场面，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故事内容，仅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句普通的告别语，就使人产生了丰富的联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最后，诗人摹日语“再见”之音道了一声“沙扬娜拉”，再度渲染了这似水的柔情，吟咏出一个意蕴幽深的回音。

那一首《再别康桥》也是一首流传很广、久唱不衰的抒情歌谣。康桥(即剑桥)，曾在诗人的生活中占据过重要的地位。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创作欲望都是在这里形成的。

那“河畔的金柳”，“波光里的艳影”，不仅在他“心头荡漾”，更有一种梦幻般神奇的力量，催使他神思飞扬，异想“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烂里放歌”。

与众不同的是，诗人别离如此钟情的康桥，既不是“泪洒相思地”，也不是慷慨陈辞，放歌而去，只是像来时一样，悄然无声地走了。唯余一片淡淡的云彩裹藏着诗人无限的柔情，默默地飘浮在异国他乡的天际。

这是多么缥缈、超脱的意境啊！难怪他后来的妻子陆小曼说他“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间有烟火昧。”

还需指出，徐志摩也写过一些无聊、颓废、色情的诗。如《猛虎集》第一首《我等候你》，描绘的是一个痴情的男子等候情侣赴约时的内心活动，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你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你这不来于我是致命的一击，/打死我生命中乍放的阳春，/叫坚实如矿里的铁的黑暗，/压迫我的思想与呼吸，/打死可怜的希冀的嫩芽，/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给妒与愁苦，生的羞惭/与绝望的惨酷。”

毋须多作剖析，这种情调很不健康,也不是一个真正想追求幸福、美满爱情的男子应有的。写到这里，这首诗歌已不能称之为优雅的小夜曲了。可接下来的内容更是糟糕，诗人肉麻地表白：

“痴！想碟碎一个生命的纤维/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想博得的，能博得的，至多是她的一滴泪，/她的一阵心酸，/竟许一半声漠然的冷笑，/但我也甘愿！即使/我粉身的消息传给/一块顽石，她把我看作/一支地穴里的鼠，一支虫，/我还是甘愿！”

如此庸俗低下、自作多情的唠叨，既无意境，亦无美感，唯一可见的，倒是诗人日趋枯窘的思想，日渐消沉的意志。

这也说明，一个诗人，不管他有多么娴熟的艺术技巧，多么睿敏的创作灵感，一旦在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失去方向，畏缩退避，躲进象牙之塔，鼓吹为艺术而艺术，沉溺在个人感情的里孤芳自赏时，就必然陷于迷途而不能自返，不会写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

徐志摩擅长写需要用语言表达的一种情绪，即当一个人看到土地开始散发芳香，在废墟里，在草丛的荫影下出现一些僻静的角落，从那里传出切切的私语和朗朗的笑声时，他所感受到的情绪。

可时代还需表达出另一种情绪，即游行队伍的天崩地裂般的呼喊声。

02 瑕瑜互见，面貌各异

徐志摩熔铸中国古典诗词、散曲、民歌的精华，兼取欧洲浪漫派诗人的风格样式，积极、认真地在现代白话格律诗的原野上耕耘，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清新的诗风。

崇拜者，叹服那情感炽热、韵律谐和、文采照人、意昧隽永的诗句，誉其为“一手奠定文坛的健将”；反诘者，则揭其生搬硬套、晦涩模糊、支离破碎、矫揉造作的痼弊，贬其为诗坛“小丑”。

客观而论，徐志摩的诗确实存在着过于雕琢形式，刻意追求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且越至后期，越趋于极端。不过，也需要从徐志摩所处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生活遭遇出发，不能简单笼统地予以肯定或否定。

在风雨如磐的险恶环境中，诗人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标语牌，有时可能是言不由衷的，骨子里或许含有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内蕴。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其进步性就不当被漠视。当然，这种软性抵抗难免流于消极。

比如，徐志摩后期的一首诗《雁儿们》：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看她们的翅膀，/看她们的翅膀，/有时候纡回，/有时候匆忙。/……雁儿们在云空里彷徨，/天地就快昏黑！/天地就快昏黑！/前途再没有天光，/孩儿们往哪儿飞？”

该诗样式别致，格调殊众，艺术上颇有特色。二、三两句采用叠置的手法，同样的内容，音值却增长一倍，语气加重，印象亦深，与后两句诗互为照应，融洽得体，不仅能吟咏，也很好看，不失为一种新颖独特的诗歌体裁。

可惜的是，这首身段美丽的小诗，思想性却十分贫乏。看来看去，只见些许淡淡的、莫名的惆怅织在字里行间。茅盾也对这首诗歌评价说：

“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也只有那么一点微波似的轻烟似的情绪。”

闻一多强调诗要具有“音乐美”，乃是借用音乐的术语，把单纯词、复合词、词组看作“音节”，要求在一首诗中，每一行音节的数量变化要有规律可循，有节奏感，读起来琅琅上口，易诵耐听，富有音乐性。

比如，著名的《伏尔加船夫曲》沉雄浑凝，蕴含着俄罗斯民族对沙皇统治的深深不满，是一首富于反抗精神的纤夫之歌。徐志摩模仿它写了一首《庐山石工歌》，除了“鄱阳湖低庐山高”，“电闪飞大雨暴，天昏地黑上山去”几句话外，通篇就是“浩唉”的语气词堆砌。

虽然作者饱蘸浓墨，精心设计，大量地使用了感叹号，仍不能产生类似《伏尔加船夫曲》那样粗犷激越的艺术感染力。因为船夫曲中的“嗨哟”通过不同音色、不同节奏、不同音量的对比交替，一下子就能强烈地震撼听众的心灵。

而《庐山石工歌》中的“浩唉”，没有模进、变奏、转调这些音乐特有的艺术手段作支撑，仅靠感叹句或三节一句、两节一行的不断反复，仍然是静止的文字，无法达到音乐那样具有强烈动感的效果。

毋须否认，徐志摩对白话诗技巧的探索、创新，还是很有成就的。这首先表现为他的诗形式多样，风格清新。

比如，《一条金色的光痕》用的是硖石土白，与诗中农妇的形象相吻合，读来淳朴感人，乡情浓郁。《毒药》、《白旗》有感于时事，觉得负载不堪忍受，人的天性遭到滚油般的煎熬，面对恶毒的红尘世界，诗人也报以利刃、狞笑和毒药。两诗都是散文体，自由的体式与充实的思想内容十分协调，相得益彰。

《谁知道》以坐车人与拉车的“褴褛老头”对话的方式，为那个像夜一样暗沉沉、黑黢黢、遍地是坟，人鬼不分的社会镌刻了一幅肖像。坐车人慌乱、惊恐的心情同拉车人呆滞、麻木的神态互为反衬，对比强烈，气氛阴森。

全诗不拘格套，句子或长或短，韵脚时有时无，完全服从内容需要，毫无雕琢之痕，较好地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其他形式的还有《庐山石工歌》为号子风；《梅雪争春》、《人变兽》都是四句一段。每行字数相等的方块诗；甚至阶梯式、民歌体、自由体、无韵诗等都在他笔下出现过。

从题材、体裁上分析，有颂歌、牧歌、打夯歌、风景诗、恋曲、打油诗、讽刺诗、抨击词、忏悔录、悼亡辞……无论哪种题材、体裁的诗，徐志摩写来均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时见佳作，如有神助。

这对一个诗歌创作时间仅十年（徐志摩第一首诗歌出现在“五四”新文坛上的时间约为1922年，到1931年飞机失事），学诗起步又很晚的人来说，堪称一绝。

感情奔放，多用口语，是徐志摩诗歌艺术的另一个特点。吟诗赋曲，古往今来皆视为雅事，故列位于“六艺”之首。即或有感时伤事、愤世嫉俗的士林豪杰，临到落笔成文之际，一腔怒火怨气，也都化为雅丽的辞章，较少有以野语村言人诗的。

纵观徐志摩的诗，清丽恬淡、雍容典雅、晶莹蕴藉、浓妆淡抹等抒情小品，固然琳琅满目，而嘲讽讥刺、冷峻犀利，以至凄声哀鸣、恶毒诅咒、歇斯底里的诗作，也屡见不鲜。

“愤怒出诗人”，写诗要有激情，没有激情的人作不出好诗，更不可能成为优秀诗人。

徐志摩的感情岂止丰富，诗兴勃发时就像“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其结果，自然形成了瑕瑜互见，良莠交织的“残破的花样”。这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有着他那样经历的诗人来说，是非常自然，不足为奇的。

回答完毕。

徐志摩擅长的就是细腻柔和的语言描写，让人读来心里都沉醉了，总是忍不住再读一遍。徐志摩总是以宽容的态度，将大自然的美和我们人的思想的美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徐志摩的诗歌具有西方浪漫的豪放又有东方文化的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