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割地给西夏

典型的卖国贼行为，以领土为要求获取利益。我们看

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尊号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处置军国大事。宣仁太后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名，召用反对熙宁变法的司马光等人，全面罢废新法。因当时年号为元祐，故人们将这一废除新法之事称作“元祐更化”。

司马光于熙宁年间被斥出朝，长期居住于西京洛阳(今属河南)修撰著名史书《资治通鉴》并在身边聚集了许多反对新法的官僚，成为反变法派的代表人物，甚至被誉作“真宰相”。1085年(元丰八年)五月，宣仁太后授任原来的宰执蔡確、韩缜为左、右宰相，章惇知枢密院事，而召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不久又召知扬州吕公著为尚书左丞。蔡、韩两人虽是宰相，但实权掌握在得到太皇太后倚重的司马光、吕公著之手。

随后，反对变法的官僚如苏轼、苏辙兄弟、刘挚、吕大防、范纯仁等人，纷纷被召用入朝，担任輸林学士、台谏官等要职，为废黜新法、排斥新党官员作准备当时有官员认为宋神宗刚死，为人子的宋哲宗不应该骤改先帝法令，司马光力争道:“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乃为天下大害，改之当如同救火、拯救溺水者。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改子，非以子改父也!”人们不敢多言，废黜熙丰新法由此全面展开。是年七月，罢保甲法。十ー月，罢方田法。十二月，罢市易法，贬提举市易务吕嘉问知准阳军;随即罢保马法。

1086年(元祐元年)闻二月，台谏官刘挚、苏辙等上疏弹劾宰执蔡確、韩缜、章惇等朋比为奸，使蔡、韩先后罢官出朝，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宰相。当时，司马光已得病卧床，却每每叹息道:“四害未除，我死不瞑目!”即将青苗法、免役法、将兵法和对西夏作战视为四害。

司马光欲废免役法，恢复差役旧法，但遭到章惇坚绝反对:“保甲、保马一天不罢，有一天之害，至于役法，如以差代雇，必须详议熟讲，或者才可施行。”并针对司马光所谓免役法不可施行之理由，一一加以剖析其中破绽，搞得司马光甚为狼狈。

为顺利废除新法，章惇即被加上谗贼狠戾，欺罔天子圣明等罪名，贬官出朝，范纯仁继任知枢密院事。但反变法派中对恢复差役法一事持不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苏轼反复劝说司马光:“差役、免役之法各有利害，欲骤罢免役而施行差役，恐怕不容易。”范纯仁也动道:“差役一事，尤其应当详细计议而缓慢推行。”

大概是因为自己体弱多病，来日无多，或对王安石变法过于仇恨，使往日议论处事颇为理智的司马光对反对意见一概不听，甚至不顾国家利害，凡是新法都必求罢废而后快。当时有人对司马光说道“熙丰臣僚中多有小人，他日若有人以父子之义劝说天子，则祸害必生。”

司马光对此后果并非没有思考过，但因没有处理之善法而深感无奈，只得声色俱厉地表示:“上天如若保佑大宋，必无此事!”三月，司马光命令各地于五天内将免役法改成差役法，同僚们都认为时间太急促，后患极大。此时只有知开封府蔡京如期把京畿诸县的雇役改为差役。蔡京本为变法派中官员，其弟蔡卞即为王安石女婿，现今如此作为，投机成分十分明显，为遭到台谏官的激烈攻击，但司马光却高兴地称赞蔡京道:“假使每个官员奉行朝廷法令都像你一样，差役法怎么不能施行!”

八月，恢复常平旧法，废止青苗法。但不久又因国用不足，范纯仁建议再立散钱出息之法，司马光同意，上奏道:“先朝散青苗钱，本为利民，现今禁止抑配，则无害也。”数天后，颇感不妥的司马光又赶紧抱病入朝，向宣仁太后表态:“是何奸邪，劝陛下再行此事!”吓得范纯仁脸色立变，不敢出声，宣仁太后也只好下诏停止再散发青苗钱。九月，司马光病死，但熙丰新法已基本被废。

俗话云“一朝天子一朝臣”，更何况旧党与新党之政见绝然不同，因而旧党得势后，竭力贬责支持变法的官员。

“元祐更化”以变宋神宗之政，宋神宗对夏政策自然也属必须更改者，所以司马光当政后，极力劝说宣仁太后同意将照丰时期宋军攻占的兰州米脂等寨送还给西夏，甚至打算将熙河一带也奉还西夏，只是因为遭到朝野一片反对而未能实行。对

于宋朝政策的巨变，夏人当然不会漠然视之故而和战并举，软硬兼施，要宋朝做出实质让步。

梁乙逋自为国相以后，不断发兵侵扰宋境，欲由此尽快竖立威望、强化自己权位。1085年(元丰八年)三月，梁乙逋遣兵三万电驻兰州界上，欲伺机偷袭宋军。宋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李宪选精兵万余，令部将王文郁率之出击，斩五百级，获器甲、马、驼八万余。此时夏宥州监军拽厥嵬名率万骑宿兵贺兰原，四出侵扰，“恃胜不设备”。宋知庆州赵萵遣将分兵三路袭之，拽厥嵬名迎战失利，退向平夏，遇伏被擒。夏兵并亡失战马牛羊三万余。

四月，宋知太原府吕惠卿得知贺兰原之捷，也遣大将折克行、訾虎率步骑二万五于杀入西夏左厢，连破聚星泊、革罗浪、三角川等六赛。五月，秉常因熙丰年间所失寨地皆深人夏境，势在必争，故日思恢复，至此为报复宋李宪等军人界焚掠，纵兵数万入河东攻宋葭芦寨。葭芦寨高居山巅，形势险绝，宋守将王英恃险出战，败亡。

六月，李秉常因用兵数败，便借宋神宗驾崩之机遣使者来进慰表，以改善关系。但同时梁乙逋却遣兵马偷袭宋鄘延路肃远寨，被宋军击退。七月，梁乙逋因进攻肃远寨不克，遂点集甲兵，声言将攻兰州，却潜师由杏子河谷再人鄘延路，进攻龙安城不克，引兵还，宋保安军巡检张子式于顺宁寨伏兵以待，夏监军嵬名理直误入伏中，力战而死，夏兵大溃败。史载“夏俗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提人马射之，号日杀鬼招魂。

或缚草人埋于其地，众射而还，以为厌胜”。故八月中，梁乙逋侦知宋鄘延军已解严，遂再率五千骑突人鄘延路大掠牛羊驼马，获兵民辄加射杀，为嵬名理直复仇。梁乙逋得知宋鄘延兵前来迎战，即引军转攻河东三泉、荒堆诸寨。宋三泉守将弃城遁，宋荒堆守将孙昭有才干谋略，预先清野聚粮，登陴捍御，一箭将梁乙逋之侄梁阿格射下马来。梁乙逋大怒，并众力攻，荒堆城守将溃，忽然传来梁太后病重的消息，秉常遣使来召，只得悻悻率军还兴庆府。

十月，梁太后卒。梁太后临终，嘱咐李秉常道:“世受朝延(宋朝)封爵恩礼备隆。今虽边事未已，属纩(古代丧礼之ー，此指死亡)之后，宜急奉遗表以进，示不忘恭顺之义，则虽瞑目无憾。”因为秉常孱弱无能，不能服役其众，故梁太后担心自己死后，秉常无力控御大局，引起内乱，故欲秉常借助与宋约和之举来镇抚内部的异动。

果然，梁太后死后，夏国中人心不一，梁乙逋与贵族仁多保忠分掌东、西厢兵，势力相抗，猜忌日深，由此夏军侵宋事件大为减少，秉常也不断遣使人宋告哀，进献梁太后遗物，并告之其临终请和之言。

宋人对此中关节甚为明了，司马光即指出:“秉常岁凡四遣使矣，礼虽不备，卑屈稍形。然窃料其意有三策焉:一者冀朝廷万一放其罪戾，返其侵疆;二者阳为恭顺，使中国休怠，阴伺间隙，入为边患;三者久自绝于上国，国中贫乏，使者往来，既得赐赉，且可因为市贩岂真畏服而来乎?”

但急于否定熙丰之政的司马光，全面指责宋神宗主动进攻西夏的方略，故主张放弃熙丰年间所攻占的疆土:“废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令延、庆二州悉加毁撤，原系夏国旧日之境，并以还之。其定西城、兰州，议者或谓木花麻(禹藏花麻)所居，赵元昊以女妻之，羁縻役属，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为后图，犹似有名御边防者，不而足，俟其再请，或留或与，徐议其宜，亦无所伤。至于会州，尚在化外，而称熙河兰会经略司。使彼疑中国更有辟境之心，不若改为熙河岷兰经略司，如此则西人忽被德音，出于意外，虽禽兽木石，亦将感动，况其人类，岂得不欢欣鼓舞，世世臣服者乎?”

司马光的这一说法获得了旧党官员几乎致的拥护。史载当时李秉常欲点集九监军司兵进犯兰州，闻宋朝任司马光为宰相，遂伤诚边吏道:“今中朝相府得人，必用仁宗故事，敢以一人一骑入边者族。”此记载颇为宋人所大书特书，乗常此语若不是宋人为司马光一改熙丰之政贴金，则可视为秉常有意传布此语于宋廷，以求得给与归还所占堡城的回来。

仁太后特地于延和殿召见夏使，奏辩甚久，夏使忽然抗声道:“元丰西讨师出无名，神宗亦自知错!”宣仁太后虽然对宋神宗之政几乎完全否定，但夏使如此无礼之言，不但有伤国体，也让太皇太后颇下不了台，故怒形于色，拂而去，令宰执二府商议对策宰执二府请“以所得夏国土地易回陷蕃人口”，但将哪些寨堡归还西夏，却在宋朝内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谏议大夫孙觉议弃兰州寨，刘挚也认为“供给成守，穷竭财力，其最大莫如兰州，不若捐一空城与之。至于鄘延、河东等路近置堡砦，深诏大臣早有定计”。赵离欲留塞门、安远二砦。王岩叟言:“自有葭芦、吴堡两砦，守之无所得，弃之不足惜。”范纯仁、范纯粹认为“收复故砦废州，略无所利，乞令以虏陷官吏丁夫悉归朝廷，而所削之地并从给赐之”。

吕陶谓“实于边防无分毫之益”。苏辙谓“増置州岩，坐困中国，愿决计弃之”。王存谓“夏国疆地，终久难守”。文彦博谓“边臣欺罔，为国生事，第恐不能持久，却须自弃，不若推恩赐予”。于是司马光表态道:“此数岩者，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垦;地非险要，不可以守御。欲因天子继统，悉皆毁撤，归其侵地。”

司马光还对宣仁太后强调道:“此乃边鄙安危之机，不可不察。灵、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许其内附，若斬而不与，彼必以为恭顺无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则上书悖慢，大则攻陷新城，当此之时，不得已而与之，其为国家耻，无乃甚于今日乎!群臣见小忘大，守近遗远，惜此无用之地，使兵连不解。愿决圣心，为亿民计。”

司马光甚至欲进而并弃熙河之地，但激起一片反对声。知枢密院事安焘反对弃地:“自灵武而东皆中国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无故弃之，岂不取轻于外藩邪?”职方郎中李周认为不当弃兰州，云:“院右故为确厮罗所有，常为吾藩篱。今确厮罗破灭，若弃之，必归夏人。彼以区区河南之地，百年为勍敌，苟益以河導之地，是尽得吐蕃之地，非秦蜀之利也。”

与司马光关系不错的那恕亦言“此非细事，当访之边人”。于是司马光乃召前河州通判孙路询问情况，孙路便携来地图指示给司马光看“自通远军至州才通一径，熙州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演大河，筑兰州城，然后可以抒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

陕西转运使穆衍也上疏反对:“兰州弃则熙河危，熙河危则关中震。唐自失河湟，西边一有不顺，则警及京都，今二百余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复?若一旦予敌，恐后患益甚，悔将无及矣。”司马光处事虽然执拗，但并不糊涂，故也就随之改变自己的打算。

即宋朝对归还那几个寨堡采取不确定的态度，一切视边臣“商略”而定。是年七月，西夏惠宗秉常逝世。九月，宋宰相司马光逝世。于是归还自元丰四年用兵所得城砦”之事也就暂停，宋、夏双方在谈判桌上展开了轮又一轮的讨价还价，并配合以战场上的几多侵扰、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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