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儒家还是法家(中国是法家还是儒家)

提到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法家与儒家天生敌对，其实这个观点只能说对了一半，一是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标志，儒家与法家在历史上正式结下几乎不可愈合的伤疤。二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历代儒法总给人感觉非此即彼，就成了定局。

再加上近代新文化运动重点批孔批儒，那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回看真实的历史，会发现，其实从理论上来说，儒法并不是先天敌对的，一个极鲜为人知的事：

法家的出现，其实受益于儒家的发展——公元前 479年，一生孜孜不倦追求“克己复礼”的孔夫子于鲁国含恨病逝，在他病逝前的五年，魏国的一名公正出生，他就是日后的魏国开国君主。——魏文侯姬斯：这个人是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人物，但往往被低估，比如“三家分晋”导致了战国时代的开端，这事，魏文侯就是主要缔造者之一。

另外，他也是西周以降第一个开启变法，使改革浪潮席卷中华大地的第一人。

而帮助他名垂青史的，就是他启用法家鼻祖李悝为相，用乐羊、吴起等为将，成就战国第一个霸主之国的宏伟大业。

由于后世的““商鞅变法”助秦国石破惊天的统一了寰宇，使人们忽略了魏文侯改革的硬币另一面，实际上，魏文侯变法是：左手法家，右手儒家。

因为李悝、吴起这一对“魏国文武双雄”，他的老师，是一名儒生，确切地说，是儒帝师，他的名字叫「子夏」，也叫「卜商」。子夏是孔门“七十二贤”，又与颜回、闵损、冉耕、冉雍、冉求、仲由、宰予、端木赐、言偃等9人并称“孔门十哲”，是孔子的正牌大弟子，他实现了孔子没能实现的夙愿，那就是他被魏文侯拜为帝王师（国师）——魏文侯亲书求贤文，把当时已经年老的子夏从山东请到魏文侯「西河镇」教学，总领魏国一切国务治学与教育，位极人臣，显赫一时。

子夏的思想在孔门儒家中独树一帜，虽然他仍然谨记孔子教诲，独尊西周礼乐文化，但是同时又带有明显的法家思维，子夏提出君子也要重利（注：史书上并未留下子夏倡导重利的箴言，但是孔子曾告诫过子夏不要太重利益，可见子夏是一个具有功利主义的人）；

他的两位大弟子在魏国大显其才，这两个人也同样被后世所低估，他们是：公羊高与谷梁赤。这两人后来演变出著名的“公羊派”与“谷梁派”。一个影响了西汉，一个影响了东汉。

在他们之后，还有大名鼎鼎的韩非子与荀子，后面这两位向来被后世视为“伪儒”，因为两人都有明显的法家思想。说道这里，我想大家都知道，虽然自武帝起，汉朝独尊儒术，但柳宗元在《封建论》却明确的指出了，在独尊儒术的另一面，汉朝也有着法家的冷酷思想，两汉盛产酷吏，注重法不徇私。

这些，都毫无疑问是指出经过子夏、公羊高、谷梁赤、韩非子、荀子的改造后，秦汉以后的儒家实际上是「礼法合流」。

因此，近代史家常有「真儒至宋而没」之言，当是中肯评价。

韩非子提出：

商鞅则将儒家的这种改良主张极端化了：

这种主张，完全违背了商鞅本人曾经仰慕的法家鼻祖李悝的《法经》。

毫无疑问：若问法家与儒家的真正不同到底在哪里？

答案是：孔儒并非全儒，商（鞅）法并非真法。真正的法家，与儒家其实是同源异流。

韩非子与荀子虽然主张加强法治，但是他们还是以儒家的原始主张“教化”（即人之初，性本善，需要后天引导）论为主，“法”只是针对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战国时代，而提出的辅助手段而已。

所以，汉代的“独尊儒术”+“辅以法家”，实际上就是让法家思想回归了本真。

儒家跟法家的根本思想上有一定区别，但他们也能互补，如果儒家跟法家配合好了，就绝对是接近完美的治国思想！

儒家尚仁义，有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之两说。以各安其位为太平，以君子自强不息为盛世！

法家重律法，认为人性本恶，以法治之为根本。以明正典刑为旗帜，以人人平等，天子犯法与民同罪为口号！

天下若以人人平等为根基，行君子自强不息之大道。颁布律法明正典刑，众生各安其位，人之本性，是善是恶，都有其能行之道。

谁人能执律法权柄，是法家根本弱点。若执法之人都行法无度，那众生还有何盼？

君子为表小人为本，这是儒家的根本弱点。表面行君子道，背地里男盗女娼，仁义就成了“假仁假义”！

以法，律小人。以仁义，律执法者。若能行之，勉强能互补其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