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有史书吗
0 2022-03-25
大家好,我是唐岛渔夫。
下面由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先纠正一下题设,罗马帝国有皇帝,东罗马帝国有皇帝,但大部分中世纪欧洲国家,只有国王。
如果要比较,最好是比较教皇和国王(皇帝(东罗马/神罗)),这样问题才比较有意义。
下面具体来讲一下,如下,
(1)东罗马帝国的教皇与皇帝
(2)中世纪教皇与国王
(3)神圣罗马帝国教皇与皇帝
(1)东罗马帝国的教皇与皇帝
东罗马皇帝的麾下,不允许有超越皇权的教权存在,因为皇帝本人,就拥有帝国范围内最高宗教地位。不过这样一来,罗马城的地位尤其尴尬。西罗马沦陷之初,罗马已然不在东罗马皇帝的掌控之中,失去了的靠山的利奥一世甚至还要豁出老脸去帮罗马城争一条活路。而在另外一方面,教皇在基督教业内声名日隆,不仅能够影响罗马人世界,还能够影响最广泛的野蛮人世界。就教皇的这个附加属性而言,教权虽然理论上不如皇权,但却俨然要高于东罗马皇帝治所仅限于东罗马一域的皇权。
最好的解决方案,当然是皇帝挥师西征,拿下罗马城这个故国旧都。了却一个念想的同时,也把教权统统收归给皇帝本人来整合;如果没有实力去完成最优解决方案,索性就退一步,把新罗马的牧首重新打造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面旗帜,以抵消来自于亚平宁半岛的巨大宗教离心力。但无论是最优方案还是次优方案,都需要东罗马的皇帝本人足够争气,因为谁让你自带政教合一体质呢?
旧罗马有个教皇,新罗马有个皇帝。教皇说拉丁语,皇帝说的是希腊语。
比语言分歧更大的,是对于教权的明争暗斗。你一个生活在沦陷区蛮族世界中心的挂名教皇,能有今天还不是仰仗东罗马皇帝带来的片刻安宁。即便如此,刚刚吃上一口饱饭,马上就忙不迭地跑到新罗马来争权夺利,手未免伸得太长了,无论怎么琢磨皇帝都觉窝火。说白了,表面上的春风化雨,度化人心,却挡不住凡尘俗世的金钱诱惑,权力春药。纵然是每天满嘴仁义道德的宗教领袖们,也难逃这个窠臼。
东部皇权与西部教权之间的摩擦,最终酿成一桩大事件——圣像破坏运动(Religious dispute over iconoclasm)。
圣像破坏运动之后,东西方宗教大分裂,最终衍生出了今天西方的东正教和天主教。
(2)中世纪教皇与国王
西欧封建制,这套体制并不看重血缘,而是以财力和军事能力为基础。并且国王以下,作为大贵族的封臣们在自己的领地上,可以行使自主的行政、军事、司法、财务权力,包括单独发行货币的权力。这样的封建体系,很大程度上会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独立倾向。这种情况甚至夸张到了——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地步。甚至国王本人,分封到最后,只能是把自己的地盘越搞越小,搞到最后自己只能在自留地赚点零花钱的窘迫地步。
王权如此不堪,教权就一定会乘虚而入。因为教皇本人,包括教皇可以控制的西欧境内的大大小小的教士,无不都是货真价实裂土封疆的封建主。今天史家有一种说法,中世纪光是教会与修道院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就已经占据了整个欧洲的三分之一了。想一想,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封建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谈当时法兰克王国以及中世纪那些所谓的皇帝们,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西欧奇葩的封建制,还有无处不在的大奸似伪的基督教影响。
中世纪欧洲的所谓民主,实际上是原始部落公有制的一种中古政治体现。即便是上溯到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时期,元老院的设置也只是欧洲上古时代军事民主制的一种传承而已。在这个其中,充斥的依然是政治阴谋,军事政变、尔虞我诈、杀人如麻。和中国的历史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反而是因为王权与教权相剥离,古代欧洲的政治版图与政治角力更加复杂了。
简单来讲,王权强大的时候教权必然要靠边站,而王权弱小的时候,教权则必然能够坐收渔利。欧洲封建采邑制度的存在,是教权强大的天然土壤,利用各个小国对于教权的依赖,很容易干涉各个政权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
举个例子,中世纪法国卡佩王朝,当卡佩王朝的历代先王们受困于法兰西岛而无法自由呼吸的时候,对教权必然是不敢带头挑战的。一旦有个闪失,很容易被教皇驱逐出教会,到时候即便是皇室贵族也难免成了孤家寡人,甚至要面临上帝子民们针对异教徒的圣战。
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婚丧嫁娶——教会控制了中世纪欧洲人的生活模式,所以一夫一妻制才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当然,一夫一妻制只是个幌子,只要国王愿意,他可以跟无数的女人在一起,充分享受特殊阶层为自己带来的特殊享受。然而,不管国王外面有多少女人,正牌妻子只能有一个,也只有正牌妻子所生的儿子,才能算是亲儿子。其他女人哪怕生一万个儿子,也只能算是私生子。
教会规定,基督徒们无缘无故不能结婚或者离婚,如果确实有特殊情况需要结婚离婚的,则需要提出申请,由教会批准之后才能结婚离婚。即便是国王,也不例外。
(3)神圣罗马帝国教皇与皇帝
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有名无实的“帝国”,同样帝国“皇帝”大部分情况下只是相当于德意志国王而已。
不过,我们还是找个例子,简单讲一下,
以萨利安王朝的亨利四世为例。
起因,是叙任权之争。
德意志王国和罗马教廷的早期矛盾,集中体现在了叙任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
所谓叙任权之争,是指罗马教廷与世俗王权之间对于神职人员在本地国的任命问题。按照今天我们职场的概念来讲,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属地是在各个王国,但是神职人员的纵向业务领导却是罗马教廷。按照常规来讲,地方行政大员,对于纵向业务专业线的人事委派,应该行使的是否决权,而非任命权。举个例子来讲吧,某个市的市长属于本地行政领导,他有权管理本地的市公安局,但是纵向来看,省公安厅才是决定市公安局人事任命的上级权力机构。所以,叙任权之争,就有点类似于市长与省公安厅对于市公安局的人事任命权的争夺。
公元1073 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颁布了基督教宗教界著名的《教宗训令》(Dictatus papae)。在这个训令第十二条中,石破天惊地出现了这样一行字“可以允许他(教皇)废除皇帝”。这件事情,显然已经把教权与王权的矛盾完全明面化,并且教权一方已经开始先发制人了。
王权一方,得到消息的是当时萨利安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亨利四世此时此刻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实施同萨克森的内战。权衡利弊之下,亨利四世果断选择了暂时隐忍。
公元1075 年,已经完美地在战场上镇压了萨克森人的亨利四世胜利归来。借助胜利余威,亨利四世迫不及待地和罗马教廷摊牌了。当时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警告,亨利四世不要插手北意大利米兰城的大主教任命事宜,否则教皇有权行使权力,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亨利四世则毫不示弱,坚持认为无论德意志本土还是北意大利,都是帝国的传统疆域。在此疆域内,只有王权或者皇权才是最高权威。也就是说,这个国家说了算的,是世俗王权,而不是罗马教廷。
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
公元1076 年1 月,亨利四世召集了德意志王国疆域内的多名主教,在北意大利的沃尔姆斯(Worms)举行宗教会议。会议宣布格列高利七世被废掉,会议决议即刻执行。一个月之后,公元1076 年2 月22 日,在这个足够犯二的日子里,罗马教廷做出反制动作。罗马教廷也决议,所有参加沃尔姆斯会议的人员,包括所有主教也包括国王本人,均被逐出教会。为期一年,以观后效。
罗马教廷的决议,显然在宗教界更加具有说服力。
亨利四世,终于被绝望地推到了悬崖边上。万般无奈,走投无路。
公元1077 年1 月,亨利四世带领妻儿老小,风尘仆仆地穿越阿尔卑斯山,觐见教皇。然而由于双方在过去的一年之中过于敌对,已经并不存在对话的平台,误判形势的教皇匆匆忙忙地躲进了一位德意志藩侯的城堡。这座城堡,被称之为“卡诺莎城堡” 。由于教皇迟迟不肯出来接见亨利四世,国王只能采取低三下四痛哭流涕死缠烂打的招数了。于是在瑟瑟寒风之中,亨利四世只披着麻布衣服(hairshirt),赤脚站在雪地之中。期间,不吃不喝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到最后,教皇终于从城堡中现身,并且在亨利四世额头上留下一个吻。双方的第一轮战斗,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
这件事情,被称之为“卡诺莎悔罪”(Road to Canossa)。并且,由于这件事情已经让王权耻辱到了地板以下,所以后世也经常用这个词组,形容奇耻大辱。
总而言之,教权与王权之争,是西方世界从古至今的主旋律,一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为止。
要分阶段,在罗马帝国还没分裂的时候,皇帝的权力是要大于教皇的,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中世纪社会教皇的权力就开始超过皇帝了,直到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可以说教权都是大于皇权的,若有不当之处还请指教,高中学的历史快忘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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