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家认为人性是什么(宋明理学认为人性是)

宋明理学是继先秦哲学之后我国古典哲学的又一个高峰期，其中以北宋五子朱熹、绍雍，程颐，程颢，周敦颐为代表，他们的人性论则各有千秋，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哲学的发展。问题有些庞大，我挑选三个有代表性的简单分析，做一个常识性的文化普及。

张载人性论以其本体论为基础，体现了“性与天道合一”。其对人性问题的探究并非是对人性进行现实的善恶价值判断，而是要对人性进行形上本体层面的追溯，为人类确立道德价值的终极根源。

张载的人性论包括两个层面，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他认为天地之性是至高无上的人性，重点论述了气质之性，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始源。

气落实于性上就表现为万殊的气质之性。何谓气质之性? 饮食男女、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等都属于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具有特殊性，它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表现不同。气质之性可以解释个体特性的差别，可以说明现实中人性的善恶差异。

天地之性是人的道德创造之性，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决定人之为人的根本之性。这是张载人性论的基本观点。

朱熹在他的人性学说上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的观点，并且有所发展。他同张载一样继承了《中庸》之中，天命之谓道的思想，朱熹以“理”赋予“天命之性”最高的至善的原则之后，又以“气”来补充世间为何有善亦有恶的存在。

朱熹通过理之本体改造了张载的“气秉说”，把“理”与“气”一起运用来阐述“性”，构建起一套更趋严密人性论学说。朱熹的人性论在继承儒家由“恶→善”的必然趋向的基础上，主要突破了这样一些逻辑命题:

其一，人生命中性的善恶不同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过程，即是说人性中的善恶存在不是决定性的根源;其二，由于气的不同，遇到的善恶不同，这就需要改变。

当然，人性中恶的气质要顺理成章变成为“天命之性”或“义理之性”，要依据的是朱熹所倡导的渐趋光明的工夫。

在人性论的观点上，王夫之同样继承了气本论的学说，但是他的人性论又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

他的人性论总体上体现出了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永恒的运动变化的本原之气，万事万物不断新陈代谢，发展变化。

通过对于世界外部的考察，转向与人自身，认为人性的生成也是日积月累的过程，以本然之“气”连接天、人、性、命，以气之同源，体现生命之平等。

强调人性生成的过程性与阶段性，并在其中引入“习养”说明人性发展变化的多样性；人性是由自然之气形成的，非先天赋予的善，亦非先天赋予的恶，并在后天习养过程中，应继天之善，成己之善。

他的人性论以气为中介，贯通了天、地、人三者，体现了中国哲学的鲜明特色，即：天人合一。在当时以及现在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宋明理学家们用他们毕生的鲜血带来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思想智慧，并且在今天熠熠生辉，从今天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就充分汲取了朱熹、张载、王夫之等人的养料。当下，需要一大批有识之士去学习了解他们的思想，传播出去，提升我国的整体国民素质。

宋明理学就是佛教，已不属于华夏法统，谈不上什么人性，更多的是天竺魔教的邪性和恶性。

“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天竺魔教的教义。

戒色、戒荤等等都是人欲，但华夏法统认为人欲即天理，这些都是上天赋予人的基本功能，灭人欲即是与天则神罚为敌，必遭天谴。

看看现在的印度，过去的西藏结果一目了然。

正真的华夏法统就一句话，食色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