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钱穆(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谈谈钱穆先生吧。我少年时读鲁迅，读柏杨，所以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持一种反传统的启蒙主义立场，直到读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著作，才慢慢将自己的历史观扭转过来。所以钱穆先生于我，有特别的意义。2015年，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我到常州大学参加了纪念钱先生的会议，并赴无锡瞻仰了钱穆故居。

我对钱先生，心里只有敬重，他的史观于我启发良多。不过，对钱先生的部分观点，我也不敢苟同。因为我比较关注宋代历史，所以也特别留意了钱先生对于宋朝史的评价。

钱先生对“宋学”评价甚高，曾言：“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 并指出“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东林者，亦本经义推之政事，则仍北宋学术真源之所灌注也。”

但他对宋朝政治的评价却是极低，比如宋朝“积弱积贫”之说，即造始于钱先生；他又认为宋代是君权高涨、相权低落的朝代，因为宋朝君主掌握着最终的决策权，而宰相的权力被分割了——宋朝将军权与财权从宰相机构中划分出去。钱先生又说，宋代的台谏权出现了退化，因为“谏官台官渐渐变成不分。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变成没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又如何得施展？”

这些看法，都是我不能同意的，已写了文章提出商榷意见，这里不赘述。

钱宾四先生曾论中外英雄人物，曰凡中国著称于世于史者，多为当时失败而后世尊崇，孔子屈原岳飞文天祥莫不如是。钱先生应亦位居其中吧！今人习西风已久，视历史为一专门学问，又于历史中细分各专门史，这正是钱先生所治之学不为大众所知的原因。如能跳出现代治学窠臼而以传统学术审视，则钱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功德言昭然天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