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的内容及艺术特色

对于自己小说的结构特点，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至于手法和构图，我的意见是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只要看观者能否看懂，而采用合宜者。”又说：“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

这就很清楚说明，他走的是一条融“西洋风”和“中国风”于一炉的艺术道路，他的小说正是西方文学和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在“五四”这一特定的背景下相汇聚、相融合的产物。他在结构形态上也势必不是沿袭一种单一的，线性的、平面的自我封闭体系，而呈现出多极的、变幻的、立体的开放倾向。

事实上，综观鲁迅的小说，是罕有首尾完整的故事、明晰的线索的，而更多的是不追求故事的完整和情节线索的明晰，表现为对传统的“情节结构”—一种有头有尾，循序渐进的叙事格局的有意识突破。

鲁迅为了更加真实、典型和多姿多彩地反映“五四”前后复杂、多变的世态人生，为了更好地完成小说挥写悠长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足音的任务，往往无意于编造一些铺张情节、注重巧合和离奇的故事，而是让艺术的触角在现实社会和人的心灵世界的两个领域里游弋。

他不拘泥时空发展的自然程序，或将情节淡化为一个光秃秃的框架，在大跨度的时间和变幻不定的空间中，把人物的性格悲剧、灵魂悲剧和社会悲剧联系起来;或将生活的场景、生活断片和纵横驰骋的自由联想相结合，实现客观叙述与心态展现—回忆、幻觉、闪念、梦境等的交融，或用笔于此而命意于彼，结构脉络跳跃式推进，写实性的描绘层次与象征性的抒情层次呼应辉照。

简言之，人物、情节、场景、心态、意境、哲理融为一体，在空间广延与时间连续相交叉的网络中，在异态纷呈、波诡云谲的素材组合中，构成了鲁迅小说灵活多变的结构体系。

这个开放性体系，又由传统的结构形态、现代化的结构形态、传统手法和现代手法相揉合的结构形态三大部分组成，它们揭开了我国小说结构艺术的崭新一页。

我将从这三个方面出发，结合具体的作品回答问题。

01 传统的结构形态

所谓“传统结构形态”，在小说中一般包括“情节结构”和“性格结构”。鲁迅小说中“情节结构”是极少见的，主要表现为“性格桔构”：以人物形象性格化为目标的结构形态。

这种结构往往以某个典型人物为轴心，按照他的性格发展的逻辑，安排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组织各种矛盾、冲突和纠葛。作品的整个结构以表现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为出发点，也以其完成为结尾。《阿Q正传》、《祝福》、《离婚》等就是这样的作品。

不过，这仅仅是指它们的结构所追求的总目标，至于实现“性格化”的具体途径，还是多种多样的。

例如，《阿Q正传》用的是从若个个侧面揭示一个总特征的“周旋式”：围绕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一主导性格特征，分解为九个侧面(从“序”到“大团圆”九个章节)来加以描绘，每一个侧面有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有着相对独立的场面、情节和细竹。

阿Q忽而高喊“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一副自尊自负、自欺欺人之态;忽而又以“总算被儿子打了”来自我安慰，忍辱苟生，以及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又去迁怒小尼姑，临死之前还为画押不圆而“羞愧”等等，作家似乎信笔写来，漫不经心，实际上是九九归一，无不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是这种性格特征的必然产物。

有人曾希望鲁迅不要让阿Q过早地“大团圆”，但鲁迅说：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

可见作家严格遵循人物性格的自身逻辑来结构小说，当阿Q的典型性格塑造完成了，小说也就戛然而止了。

《祝福》用的则是“串珠式”：第一人称的“我”直接进入作品，以“我”的所见、所闻、所忆，把祥林嫂多灾多难的一生中几个不同时间、地点发生的事实断片，巧妙地串连在一起，它们之间既相互铺垫又相互强化，层层有序、面面可观地刻画了样林嫂既忠厚、善良、吃苦耐劳，又孤苦无告、忍气吞声、企求超脱的复杂性的悲剧性格。

《离婚》又可谓“场面式”：不采用讲述故事、见闻的方法，也没有在时空场景上伸展过广，而是将人物的活动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场面——慰老爷府上。在正面表现爱姑为离婚而决计“拼出一条命”的斗争中，再通过场面上人物之间的对话、争辩，把她数年来与“老畜牲”和“小畜牲”相抗争的经历补叙出来。

这种高度集中的结构设计，简练、紧凑而又笔力深广地刻画了爱姑敢说敢为、爽朗泼辣的反抗性格。

总之，这些小说尽管没有“首尾完整”的故事情节，上下的人物活动和场景变换也不是按部就班地加以描述的，但通篇散而不乱，似断实连，就因为它们受制于一条无形的、内在的结构线索：主人公性格的成长和构成，一切都有机粘固，并和谐统一于人物性格内涵的丰厚性和变化性之上。

由此也可见，它们虽说是传统结构形态，实际上已经渗透新的养分和技艺了。

02 现代化的结构形态

先重情节，后重性格，这是小说发展的一般情况，我国小说自六朝志怪、唐宋传奇、话本至明清的章回，也基本沿袭这一轨迹。

但到了“五四”时期，日趋复杂、尖锐和细腻化的社会生活、社会矛盾、社会心理，已经不满足于传统小说那套虽不能说过时、但已逐渐显露弱点和颓势的形式和结构了。它要求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要重视瞬间的摄取、横断的描写和心灵世界的剖示，更多采用能够留下广阔空间的形神兼备、虚实相生的结构形态。

鲁迅最早敏感到这种历史时代美感的要求，冲破一切传统的思想和手法，使我国小说与世界文学潮流相汇合，迅速走上现代化时发展道路，也创造了一系列前所未见、新颖别致的现代化结构形态。这种结构形态，大致分析、归纳为以下4个类型。

1、以典型感受为主体，结构内容心理化

小说要塑造艺术典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典型又不必局限于人物性格，它还可以是一种典型的心理、感受、情绪、体验等等。因此，鲁迅小说中就有这样的作品：既不注重故事情节的铺叙，也不注重人物外部性格的刻画，而着意发掘、开拓人物的内心世界，情节、场面仅仅起一个展示人物灵魂的外壳作用。

这种小说一反传统的“单线”或“复线”的线性发展格局，超越时空顺序，呈现出奇特奔放，四面开花的“放射性”特点，一切活动、场景、细节都根据主人公的主观感受、心理反应和意识流程来进行安排和搭配。

作品提供给读者的就是人物“第一瞬间”的直觉、意念、情绪，而读者也正是通过它们去认识生活的本质和时代折光。《狂人日记》堪为代表。王蒙曾指出：

“鲁迅当年写《狂人日记》，显然是借鉴了外国小说的写法。鲁迅的《狂人日记》，其形式在当时恐怕是很惊人、很奇特的，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恐怕是一大异端。”

确实，小说的十三则日记根本找不出一个“首尾完整的故事”，人物性格亦无明晰的轨迹可循，它们实际是“狂人”心理过程中的十三幅“意象画面”的稳定和凝固，是“狂人”对现实、对历史、对整个人生的种种惊恐不安、跳荡不定的心理反应，是长期的社会重压的阴影通过大脑皮层的辐射。

作家把这一幅幅“意象画面”衍接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若即若离、似断似续的艺术整体，即他所说的“略具联络者，今摄录一篇”。

他用“狂人”独特的心理和逻辑去洞察现实、解剖现实，在“狂人”扑朔迷离的意念世界中勾勒出一幅封建礼教“吃人图”，这是《狂人日记》忧愤深广的思想内容所在，也是小说超凡脱俗的结构匠心所在。

《幸福的家庭》也打破了从外部介绍人物、描写人物的框框，把笔触伸入人物的内心深处，直接地、细致地披露了主人公心灵搏动的曲线和意识流动状态—他在编织“幸福的家庭”之梦中的想入非非，他的荒唐的欲念、可笑的回忆、庸俗的烦恼、虚妄的幻觉。这些心理和意识活动写完了，小说也打住了。

这种由人物的一个个感知、意念、情绪自然滑动、转移而组合全篇的方法，较之《狂人日记》依赖一则则日记的叠合、簇拥，更显示了作家驾驭心理化结构的娴熟技巧。

2、以典型体验为骨架，结构目标情致化

与“心理化”相比，这种结构形态虽然也不以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取胜，但又不像前者那样着力剖析主人公的心理和意识活动，不大运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闪回切入、时空跳跃等手段。

它所追求的是浓郁强烈的抒情气氛，抒情旋律，所传达的是一种在特定的风景画、风俗画中升腾起来的特殊情感，一种潜流、回旋在画而之间的主观体验、内省思辩。

简言之，是由生活的某一机遇而触发起来的津津有味的情绪、兴致和意境。这是萌发作家创作冲动的艺术种子，也是贯穿小说的艺术脉络和支撑全篇的骨架。

比如，《社戏》并不是写一个看戏的故事——“我”在看戏过程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矛盾和遭遇，且对看戏也毫无兴趣。“我”所不能忘怀的，是看戏途中领略到的江南水乡月色的美好，是陪同看戏的农家少年们顽皮而可爱的情态，是他们带给自己的生活乐趣和真挚、淳朴的友情。

统辖《社戏》中人物活动和自然风景的，支撑小说结构框架的，就是这种令人迷恋、陶醉的抒情氛围，这种借助外部环境而物化了的纯真情趣、兴致和意境。

具有“写实底童话诗”意味的《鸭的喜剧》、《兔和猫》，也完全可以作类似的分析，只不过统辖作品中人、物、场景、细节的情致、意趣，在色调上显得幽默、冷隽，警拔罢了。

《故乡》就闰土这个人物素材来说，作家完全可以编织一个动人心魂的完整故事，塑造一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但这样很可能落入程式化的案臼，影响作品思想意蕴的丰厚和深沉。

所以，作家一反常规、把笔墨集中于记忆中的闰土与现实中的闰土的鲜明对比，在“我”心灵上引起的强烈震撼、触动和思索，以此来揭示劳动人民世世代代摆脱不了悲剧命运的根源，也凭借此贯通全文，作为结构的主心骨。

《伤逝》虽然拥有相对完整的情节和较突出的人物形象，但作品用第一人称独白的“手记体”本身就表明，它的主要用意不在铺叙一对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是精心渲染、强化男女主人公在这场“悲欢离合”中流露出来的心境、情态，他们的悲哀、悔恨、迷惘，他们对爱情和人生真谛的探求、思考。

人们读《伤逝》之所以会感到一种或悠扬或急迫，时而轻快、时而滞重的抒情旋律在心头回荡，就因为作品致力于追求情致化的整体结构，致力于开掘深邃隽永的意境。

3、以典型物象作牵引，结构线索象征化

西方文学界有一种手法叫做墨“转移隐喻法”。它在小说中的创作表现，就是选择一个生活中习见而又寓意遥深的典型物象——一个道具、一个景物或一个细节用它来调动人物活动，纠葛矛盾、冲突，牵引着情节发展的网络，故事由此发端，也以此为展开、为收束，通篇笼罩在强烈的象征性氛围里。

鲁迅的《药》，《长明灯》、《肥皂》等就颇有这种特点。

《药》就是一条象征性的结构线索：由“人血馒头”引起的一系列矛盾、纠葛：愚昧的华老栓寻求“人血馒头”，残忍的康大叔出卖“人血馒头”，麻木的众茶客议论“人血馒头”，而它又是来自革命志士夏瑜的鲜血。

作家并非就事论事地写“人血馒头”，而是寓含了白己对现实的严峻剖析，并借此诱发读者去思索社会的“病”，探求疗救的“药”。试想：一个以“拯救民众”为己任的革命志士所洒下的血，竟然成了民众治病的“药”，成了刽子手谋取钱财的“货”，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悲剧。

如同“人血馒头”不能治好华老栓儿子的病，脱离民众的革命也不能达到拯救民众，治愈社会的目的。唯有唤起民众，使他们摆脱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才是真正疗救中国社会的良药。

一个小小的“人血馒头”，简直成了一根社会大杠杆，把辛亥革命时期的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因素都撬得飞速旋转起来，使历史和现实在呼应和对比中得到艺术地描绘，作品也被赋予反思、警策的深度，升华出冷隽的主题和震颤人心的力量。

《长明灯》中作为封建统治象征物的“长明灯”，它在小说情节进程中的扩展和延伸，使敌对双方的人物活动，以至每一个场景、细节的描写，无不染上浓重的象征气味。

《肥皂》中的一块“葵绿色”的肥皂，也把四铭之流伪君子的可耻嘴脸暴露无遗。肥皂的“格支格支”可以洗净身上的污垢，却洗不去他们灵魂的卑污龌龊。

正是这些象征物的牵引、编织、暗示，小说向人们展现了两个艺术世界：写实的客观世界和寄寓的象征世界，因而作品的内在意蕴和审美价值也更显得含蓄、丰厚、深邃，更富于历史的纵深感和凝聚力。

4、以典型场面为单位，结构层次蒙太奇化

“蒙太奇”虽是现代电影艺术的一个专用术语，但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和技巧，按照一定的创作意图，将若干分散的场景、画面和生活断片(镜头)作为结构单位，以它们之间的动态效果和内在联系，组合、剪接为一个能完整表达思想和概括社会生活内容的艺术整体，却可以为诗歌、散文、小说所运用。

《孔乙己》的布局就具有“蒙太奇”的特征，鲁迅以运斤如风的艺术剪刀，在孔乙己一生的经历中，既剪去了前半生的事迹，又剪去后半生许多片断和日常行状，只留下他在鲁镇咸亨酒店里的几个典型场面、镜头：

曲尺形柜台前唯一“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受到酒客的耻笑而涨红脸争辩着、考问小伙计回字的四种写法和给孩子“一人一颗”茴香豆、最后一次“盘着双腿，下面垫一个蒲包”来喝酒的惨状……

这几个场面里有全景、有中景、有特写，简直像电影的分镜头剧本。它们一经作家的艺术衔接和缝合，就干净利落又活脱脱地画出了这个没落文人可笑可悲的性格和命运了。这可谓“叙述的蒙太奇”。

《高老夫子》运用的则是“对比的蒙太奇”，小说的结构就是用两幅不同色调和气氛的场面叠合而成的：

高尔础在女校讲堂上的窘困万状、丑态百出与在黄三家牌桌上的如鱼得水、神气活现。这一正一反，对比强烈的两个镇头，形散而神聚，入木三分地揭露这个封建投机派的不学无术和丑恶灵魂。

《示众》的结构尤为奇特，是若干小镜头组接而成的一个长镜头。作家的笔宛似一部摄影机，忽而俯拍围观“示众”的全景，忽而把镜头对准老老少少的“看客”，摄下他们那麻木，冷漠、浑浑噩噩的表情特写，再配以“刚出屉的热包子哟”、“看啊，多好看啊”的噪杂音响，就构成了一个乱哄哄、闹纷纷，光怪陆离、触目惊心的病态社会缩影，并达到蒙太奇“声画并列”的效果，能从视、听两个方面激起读者心灵的震撼、颤抖。

03 传统手法和现代手法相交织、揉合的结构形态：以人物活动为经，以心理剖示为纬，结构方式交错化

这种结构形态既不乏主观色彩强烈的闪回、切入、联想，也不乏人物意识的流动和驰骋，但又围绕人物形象的刻画，基本上依附一定的故事进程、客观场景与主观感受，外在物象和内在心态被有机地织进情节的密网之中。

以《白光》为例。主人公陈士成形象的塑造，就是仰赖两个方面的描写：落榜之后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和荒唐变态的心理、意识活动。前者是“经”，后者是“纬”，它们有三次交错、叠印：

第一次是陈士成看县考榜文，“脸色越加变得灰白”的潦倒外貌，与“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的美妙梦想，构成了颇有嘲弄意味的对照。

第二次是回到家中凄凉阴冷的环境氛围与他内心纷至沓来的思绪、回忆应考失败，补叙了历史的无情捉弄和这个老童生的执迷不悟。

第三次是深夜，他在虚无缥缈的“白光”诱惑下寻找祖宗埋藏的金银，一方面是疯狂挖掘：“一气挖起四块大方砖”，一方面又神情恍惚心里里仿佛觉得空虚了，终于丧失理智，疯狂地奔出家门，在“含着人希望的恐怖悲声”中落水死去。

逼真的人物描摹与跳跃、混乱、变态的心理状况相结合，视觉形象和意念形象相结合，就把一个科举制度殉葬品的外相和灵魂，立体地、多色调地推到读者面前。

《弟兄》也是如此。小说的“经线”是主人公张沛君与其弟靖甫之间所谓“兄弟怡怡”的关系。在此之上，作家巧妙地织进了两条“纬线”：

一条是他怀疑弟弟得不治之症的“猩红热”以后，乘机而起的“凌乱的思绪”—是给弟弟的孩子还是自己的康儿进学校读书。

另一条他面对弟弟的眠床，闪闪烁烁浮出的“梦的断片”：他挥动“铁铸似的手掌”，把弟弟的孩子荷生打得满脸是血。

这两段潜在心理和深层意识的精彩描写，委婉而有力地暴露了张沛君麒麟皮下的马脚，也对现实生活中兄弟关系的虚伪性和冷酷性作了辛辣的嘲讽。

《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小说，均可作如是观。这种交织着情节脉络和意识流程、生活场景和心态活动的结构形态，可以避免行文的平板、呆滞、浅露，收到直剖人心底蕴和形象的立体感鲜明的双重艺术效果。

以上，即便从三大部分、六个方面为鲁迅小说的结构形态勾勒了一个粗略的轮廓，但难免挂一漏万。鲁迅小说的结构形态，非常繁富、非常绚烂。

这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小说技艺和世界进步文学潮流汇聚、融合而升华出的一种新的艺术机制，闪耀着不拘一格、随机应变、翻空出奇的美学光泽。

在这里，既有本民族古老艺术传统的积极继承—不仅仅指志怪、传奇、话本、章回等古典小说的“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还包括古典诗词、散文的跳跃性、抒情性、警策性，又有外来民族新鲜艺术经验的合理极取—也不仅仅指西方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包括本世纪初兴起的现代派文学的各种技巧和手法。而这一切，又非机械的叠加、拼凑或简单的模仿、移植，是融合新机、加以发挥，经过自己的艺术熔炉的提炼、淬火和铸造，体现为对旧小说的根本性突破和新小说的创造性开拓。

一部中国小说史，至鲁迅而大变，变得与时代的步伐，与人民革命的进程，血肉相连、密不可分了。鲁迅小说的这种历史功绩是无人企及的。

回答完毕。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鲁迅最善于写人，他一向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化手法。并且，注重写出人的灵魂，他塑造众多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矗立在中国文学的画廊上，震撼着广大读者的心灵。

鲁迅擅长运用“白描”的手法，机器简练地描写人物、事件和环境运用画“眼睛”的方法极其省俭地画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并注重细节描写。

鲁迅小说形式灵魂多样。结构单纯明快，先后有序。

鲁迅小说的语言洗炼、优美，深沉，含蓄，富有表现力。